三年前教育部就明確提出，學校和教師不得占用節假日組織學生上課和集體補課，今年7月4日，教育部、共青團中央、全國婦聯又共同發出通知，要求把時間還給學生，使中小學生度過一個健康、安全、文明、愉快和有意義的暑假，并特別強調禁止組織集體補課、有償補課。

　　然而記者調查發現，“禁補令”下各地補課風依然盛行，與往年不同的是，補課地點由校內轉向校外，由集中變為分散，一些名校教師加入社會培訓機構行列，學生依然不得空閑。

　　7月6號，三部委下發禁止補課通知第三天，在廣州市信孚澤德中學，初二畢業班的400多名學生開始了暑期補課。該校一位姓何的老師說，暑期補課一個月，分兩期補，第一期從7月6號補到19號，第二期從8月17號補到8月底。

　　7月8號，三部委下發禁止補課通知第五天，湖北省鄂州高中兩棟教學樓20多個教室里，學生正頂著酷暑上課。據該校學生說，6月底他們結束了期末考試，剛享受了一周假期，學校就要求過來補課。從早上六點四十一直補到晚上九點半。

　　同樣在上海、四川、天津、河北、吉林、黑龍江等地，都存在中小學集體補課現象。與以往不同的是，除了繼續在學校補課外，許多老師、特別是名校老師加入了培訓機構的補課行列，部分老師在放假前就為自己暑期的各種培訓班做宣傳，有的甚至通過短信或電話，暗示學生和家長。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，三部委下達禁補令后，學校明著集體補課減少了，但各地補課風勢頭不減，補課陣地發生了轉移。廣州市一所學校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，他們的補課地點不在校內，在學校附近的大廈里面。

　　記者采訪中發現，還有的教師把補課陣地轉移到家中，廣州市一位姓謝的家長說，他家小孩就是在語文老師家里補課。

　　為了逃避家長舉報和教育局調查，許多老師學會了“自我保護”，從自家的補課中解脫出來，到社會上的培訓機構里上課。在廣州市番禺區百海教育培訓學校，一位姓羅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，在這里補課的絕大多數都是各學校在職教師。

　　記者在采訪中發現，打著名師招牌的培訓機構生意更是火爆。在哈爾濱，一些家長表示，一家頗具規模的培訓機構——中翔文化學校，由于補課教師多來自市內各著名中學，不盡早著手，孩子根本報不上名，一個班的補課人數一般都在百人以上。

　　補課風盛行的背后是高昂的補課費。記者來到廣州市華大輔導中心報名處，工作人員很快遞上一份暑期課程宣傳單，記者看到，從7月15號到8月13號，課程都已排滿，涵蓋小學、初中和高中。記者細算了一下，五年級畢業班補十天課，共計三門課程，每天4個小時，十天下來就要支出1800多元。而高一升高二班補習課程更多，十天下來需要3500多元。

　　面對價格昂貴的培訓班，多數家長都拿出了“不差錢”的勇氣，然而培訓的主角學生則有些無耐，哈爾濱市一位五年級的學生告訴記者：“平時學習壓力比較大，放假了本想玩一個假期但還要補課，想玩所以就不愿意補課。”

　　記者發現，價格高昂，學生承受重壓，國家又明令禁止的假期補習班之所以難于禁止，有應試教育畸形發展的因素，更有金錢效應的驅動。面對升學壓力，一些家長表示，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，便紛紛把孩子送到補習班。湖北鄂州一位學生家長吳女士無奈的說，天雖熱也要讓孩子熬下來：“大家都在補啊，咱也不想讓孩子掉隊是吧。這大熱天的我們家長也挺心疼的，但是沒辦法，只能這樣。

　　哈爾濱市一位學生家長也表示，人家孩子補自家孩子也得補，不補就被別人家孩子落下了。

　　采訪中一些家長說，即便孩子成績不錯，也應該借此機會學點“本領”，比如在特長上加加分，提高競爭力。

　　在采訪中記者發現，暑期補課可以為教師和培訓機構帶來可觀收入，在廣州，孩子進一個培訓班，學習一個月，就要交上千元。在利益驅動下，一些教師甚至點名讓孩子暑期補課，家長不好意思推卻，只有花錢買人情，客觀上助長了各地的補課風。

　　而對于學校來說，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，學生分數決定一切。廣州市一位姓任的老師說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學校很難對補課說“不”。

　　在采訪中記者發現，現在不少城市雙職工家庭，孩子放假了父母卻沒有放假，如果全程陪護孩子，會影響工作；放任不管，又擔心孩子的安全和學習。因此部分家長對補習班就有了一種期待。在廣州市橋文化宮，一些家長正是帶著這樣的想法給孩子報班：

　　也有家長指出，漫長的假期，孩子不補課也沒有地方去，學校也沒有人管理，而小孩自制力差，讓孩子補課也是萬不得已。

　　三部委出臺暑期禁補令，初衷是為了培養鍛煉中小學生素質和各種實踐能力。把暑假還給學生，把加強社會實踐、鍛煉生活能力的時間留給學生，這應該是社會的共識，教師的共識，有關事件的最新進展，中國之聲將全天重點關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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