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有兩則新聞，都涉及中小學教師對學生的處罰。一則是，4月16日，農安縣第十中學學生小亮(化名)，舉報班主任老師按扣分罰款。小亮說，每次扣分后，政教處都會出具“農安縣第十中學班級考核扣分通知單”，通知單分為兩聯，白色的由政教處留存，黃色的交給班主任，班主任拿到扣分通知單后，就會找到扣分的同學，讓其交罰款。只要我們違紀被扣分，老師就按照扣分罰款，初犯1分交20元，再犯1分交40元，有的班還有1分交100元的。

　　另一則是，河南孟津縣初二女學生雷某，因為和同學打架，班主任就讓其回避，而讓全班同學就“是該給她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”，還是“讓其回家反省一周”進行了班級公投，結果是26人選擇后者，12人選擇前者，雷某面臨著被母親帶回家“思過”的處分。不幸的是，找到雷某時她已經躺在一個河渠里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　　看完這兩則新聞，我的心情難以平靜。這兩則消息，都體現出老師對學生處罰的簡單粗暴，用罰款和“公投”方式，替代本該進行的耐心的交流、引導；另外，第二則新聞，更反映教師對校規、學生權利的無知——學生打架適用于校規，按照規章依法處理即可，絕不能用班級“公投”方式來替代校規，以貌似“合法”的做法，剝奪學生的基本權利，這就如不能用公投的方式，決定某人不準吃飯一樣。

　　這些都是簡單的教育常識。我所難以理解的是，這些中小學教師，應該都接受過基本的師范教育，都擁有教師資格證，而在學校里，也應該有多年傳承的基本制度和學校文化，為何這樣違背基本教育常識的事卻頻頻發生呢？——這其實也是我一直以來對各學校不斷曝出類似“新聞”的不解：偶爾有個別學校和個別教師走極端、出格，尚在概率范圍內，可各校都不約而同出現這類問題，就值得深思了。

　　能夠合理解釋以上現象的，可能是教育“技能”和教育“理念”的分離。從近年來基礎教育教師隊伍的學歷看，無疑比前些年上了“檔次”，動輒就是本科與碩士。上網查閱農安縣第十中學的信息，對于學校師資是這樣描述的：“學校有一支思想素質和業務素質過硬的師資隊伍，學歷都在本科以上，85％以上的教師是年齡在30－45歲的中青年教師，他們年富力強，教學經驗豐富，具有較強的事業心和責任感，95％以上的教師具有教高三畢業班經驗”。

　　假定學歷可以代表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程度，那么現在的“教師素質”比過去應有提高。但這些擁有更高學歷的教師，往往在求學期間缺乏教育理念，尤其是如何做一個合格公民的培養，當然就更不知道在教育中怎樣去培養合格的公民；在走上崗位之后，他們往往又立即進入“管理好學生，出好成績”的競技教育與功利教育環境，即便有教育理想，也可能被逐漸消磨，所思所想，或不是怎樣尊重學生權益、因材施教，而是如何讓學生馴服、“聽話”。

　　這樣一來，出現“扣分罰款”和“公投處分”這樣的事，也就“合情合理”了——那個“扣分處罰”，“負責任”的老師們可能是借鑒了交通管理的經驗，設計出“完美的”扣分罰款體系，簡單而省事；那個“公投處分”，教師可能還滿足于自己對民主模式的推廣，由同學們來決定對違規同學的處分，是多么“民主”，就是出了事，自己也不用擔責——這位被“公投”處分回家思過的同學出了事，老師完全可能以“全班同學的決定”為由來推卸相關責任。

　　只注重“技能”，不注重教育理念的傳承，教育就會出現很多反教育的幼稚錯誤，教師們可能還得意于自己的“創舉”。而這種現實，乃由現實的教育內容和學校管理制度造就。我國的大中小學教育，在升學教育模式之下，目前缺失的是公民教育與生活教育。有調查顯示，接受多年科學教育的大學生，科學素養卻不高；接受多年法學教育的大學生，法律素養也不高，這就是知識教育的惡果。

　　另外，一所學校傳統文化的傳承，依靠的內在力量是教師群體對理念的堅守，其外在力量，是社會的評價與約束。但這內外兩種力量，現在都難以抵擋來自行政的力量。因此，傳統文化也就逐漸變調、被消解，而不顧教育底線的“大膽創新”卻層出不窮。在這種“創新”中，隔代見效的“教育”，將可能出現難以走出的惡性循環——假如今天的受教育者在未來成為教育者，再把他們今天獲得的教育經驗復制到未來的教育中，那會是怎樣的景象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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