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莫申科只簡單地說：“搜查。”

　　每一塊地板都查過了。堆滿木柴的大板棚、所有的儲藏室、幾間廚房、一個很大的地窖都仔細搜遍了。但是連暗窖的痕跡也沒有發現。

　　靠近廚房的一個小房間里，正睡著飯館老板的女傭人。她睡得正濃，連有人進屋都不知道。謝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。

　　“你是什么人？是這兒的傭人嗎？”他向這個還沒有睡醒的姑娘問道。

　　她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，一邊拉起被頭蓋住肩膀，一邊用手遮住電筒的光亮，驚疑地回答：“是這兒的傭人。你們是干什么的呀？”

　　謝廖沙向她說明了來意，叫她穿好衣服，就走了。

　　這時候季莫申科正在寬敞的飯廳里盤問老板。老板喘著粗氣，噴著唾沫，非常激動地說：“你們要找什么？我再沒有別的地窖了。你們再搜查也是白費時間。不錯，我先前是開過飯館，但是，現在我也是個窮光蛋了。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搶得精光，差一點沒把我打死。我非常喜歡蘇維埃政權，我就有這么點東西，你們都看見了。”說話的時候，他老是攤開兩只又短又肥的胳臂。布滿血絲的眼睛一會兒從肅反委員會主席的臉上溜到謝廖沙身上，一會兒又從謝廖沙身上溜到墻角或者天花板上。

　　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。

　　“這么說，你是想瞞著不講啦？我最后一次勸告你，趕緊把地窖交代出來。”

　　“哎喲，你怎么啦，軍官同志，”老板娘插嘴了，“我們自己都餓著肚子呢！我們家的東西全給搶光了。”她很想放聲哭一場，但是卻擠不出一滴眼淚來。

　　“餓肚子，還能雇傭人？”謝廖沙插了一句。

　　“哎喲，她哪兒算得上傭人哪！她是窮人家的孩子，沒地方投靠，我們才把她收留下來的。不信，您讓赫里斯季娜自己說吧。”

　　“算了，”季莫申科不耐煩地喊了一聲。“再搜！”

　　天已經大亮了，搜查還在飯館老板的家里頑強地進行著。

　　十三個小時過去了，還是什么也沒有查出來，季莫申科十分惱火。他都打算下令停止搜查了。謝廖沙正打算走，忽然聽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間里悄悄地說：“一定在廚房的爐子里。”

　　十分鐘以后，廚房里那個俄國式大火爐被拆開了，露出了地窖的鐵門。過了一小時，一輛載重兩噸的卡車滿載著木桶和口袋，穿過看熱鬧的人群，從老板家開走了。

　　一個炎熱的白天，瑪麗亞·雅科夫列夫娜挎著小包袱，從車站回到家里。阿爾焦姆把保爾的事跟她講了一遍，她一邊聽，一邊傷心地哭著。她的日子過得更加艱辛了。她一點收入也沒有，只好給紅軍洗衣服；戰士們設法給她弄到了一份口糧。

　　有一天，臨近黃昏的時候，阿爾焦姆邁著比平常更大的步子從窗前走過，沒等推門進屋，就喊了起來：“保爾來信了！”

　　他的信上寫著：

　　阿爾焦姆，親愛的哥哥：

　　告訴你，親愛的哥哥，我還活著，雖然并不十分健康。我大腿上挨了一槍，不過快治好了。醫生說，沒有傷著骨頭。不要為我擔心，很快就會完全治好的。出院以后，也許會給我假，到時候我一定回家看看。媽那里我沒有去成，結果卻當上了紅軍。現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騎兵旅的一名戰士。我們旅長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跡你們一定聽到過。像他那樣的人，我還從來沒有見過，我對他是十分敬佩的。媽回來沒有？要是她在家，就說她的小兒子向她老人家問好。請原諒我讓你們操心了。

　　你的弟弟

　　再者，阿爾焦姆，請你到林務官家去一趟，把這封信的意思說一說。

　　瑪麗亞·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許多眼淚。這個兒子真荒唐，竟連醫院的地址都沒有寫。

　　謝廖沙經常到停在車站上的那節綠色客車車廂去。車廂上掛著“師政治部宣傳鼓動科”的牌子，麗達和梅德韋杰娃就在車上的一個包廂里辦公。梅德韋杰娃總是叼著一支香煙，嘴角上不時露出調皮的微笑。

　　這位共青團區委書記不知不覺地同麗達親近起來。每次離開車站，除了一捆捆宣傳品和報紙之外，他都帶回一種由于短促的會面而產生的朦朧的歡樂感。

　　師政治部露天劇場天天都擠滿了工人和紅軍戰士。鐵道上停著第十二集團軍的宣傳列車，車身上貼滿了色彩鮮艷的宣傳畫。宣傳車上熱火朝天，人們晝夜不停地工作著。車上有個印刷室，一張張報紙、傳單、布告就從這里印制出來。有一天晚上，謝廖沙偶然來到劇場，他在紅軍戰士中間看見了麗達。

　　夜已經深了。謝廖沙送她回車站上的師政治部工作人員宿舍去。他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說：“麗達同志，我怎么總想看到你呢？”緊接著又說，“跟你在一起真高興！每次跟你見面之后，都覺得精神振奮，有使不完的勁，想不停地工作下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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