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在同波蘭的戰爭已經結束，國家就把軍隊調到克里木半島去搗毀這個反革命的最后巢穴。

　　滿載士兵、車輛、行軍灶和大炮的軍用列車，經過基輔向南開去。鐵路肅反委員會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。許多列車源源不斷地開來，經常造成堵塞，各個車站都擠得水泄不通，往往因為騰不出線路而使整個交通中斷。收報機不斷收到最后通牒式的電報，命令給某某師讓路。打滿密碼的小紙帶沒完沒了地從收報機里爬出來，電文一律都是：“十萬火急……”而且，幾乎每封電報都警告說，違令者交革命軍事法庭，依法制裁。

　　鐵路肅反委員會就是負責處理這種“堵塞”的機構。

　　各個部隊的指揮員都闖進來，揮動著手槍，要求根據司令員的某某號電令，立即發走他們的列車。

　　如果說這個辦不到，他們連聽都不愿意聽，都說：“你豁出命來，也要先把我的車發走！”接著便是一場可怕的爭吵。

　　遇到特別復雜的情況，就趕緊把朱赫來請來。于是，正吵得不可開交，眼看要開槍動武的雙方，馬上就平靜下來。

　　朱赫來那鋼鐵般的身軀，沉著冷靜的態度，強硬的不容反駁的語氣，總能迫使他們把已經拔出來的手槍插回槍套里去。

　　保爾經常頭疼得像針扎一樣，但是還得到站臺上去。肅反委員會的工作損害著他的神經。

　　有一天，保爾突然在一節裝滿彈藥箱的敞車上，看見了謝廖沙·勃魯扎克。謝廖沙從敞車上跳下來，撲到他身上，差一點把他撞倒。他緊緊抱住保爾，說：“保爾，你這鬼家伙！我一下就認出你來了。”

　　兩個朋友都不知道問對方些什么，自己講些什么才好。他們分別之后，經歷過多少事情啊！他們相互問長問短，還沒等對方回答，自己就又講開了。他們連汽笛聲都沒有聽到，直到車輪開始慢慢轉動了，才把互相擁抱著的胳膊松開。

　　有什么辦法呢？剛剛會面，又要分別了。火車在加速。謝廖沙怕誤了車，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，就沿著站臺跑去。一節加溫車廂的門敞開著，他一把抓住門把手，馬上有幾只手拽住他，把他拉進了車廂。保爾站在那里目送著遠去的列車，直到這時他才想起來，謝廖沙還不知道瓦莉亞已經犧牲的消息。謝廖沙一直沒有回過故鄉，而保爾又根本沒有想到會同他見面，驚喜之下，竟忘了把這件事告訴他。

　　“他不知道也好，免得一路上難受。”保爾這樣想。他萬萬沒有想到，這竟是他們倆最后的一次會面。謝廖沙這時候正站在車頂上，用胸膛迎著秋風，他也沒有想到，死神正在前面等著他。

　　“坐下吧，謝廖沙。”軍大衣背上燒了個窟窿的紅軍戰士多羅申科勸他說。

　　“沒關系，我跟風是好朋友，吹一吹更痛快。”謝廖沙笑著回答。

　　一星期之后，第一次投入戰斗，他就在秋天的烏克蘭原野上犧牲了。

　　從遠處飛來一顆流彈，打中了他。他哆嗦了一下，向前邁進一步，胸口火辣辣地疼痛。他沒有喊叫，身子輕輕一晃，張開兩臂又合抱起來，緊緊地捂住胸口，然后彎下腰，像要跳躍的樣子，僵硬的身體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。那雙藍色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凝視著一望無際的原野。

　　肅反委員會的工作十分緊張，保爾本來就沒有完全復原，現在健康狀況又惡化了。受傷后留下的頭疼病經常發作，有一次，他連熬了兩個通宵，終于失去了知覺。

　　過后，他去找朱赫來。

　　“費奧多爾，我想調動一下工作，你看合適不？我很想到鐵路工廠搞我的本行去。我總覺得這兒的工作我干不了。醫務委員會跟我說，我不適合在部隊工作，可是這兒的工作比前線還緊張。這兩天肅清蘇特里匪幫，簡直把我累垮了。我得暫時擺脫這種動刀動槍的工作。費奧多爾，你知道，我現在連站都站不穩，哪能做好肅反工作呢？”

　　朱赫來關切地看了看他，說：“是啊，你的氣色很難看，早就該解除你的工作了，都怪我照顧得不周到。”

　　這次談話之后，保爾帶著介紹信到團省委去了。介紹信上說，請團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。

　　一個故意把鴨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調皮小伙子，看了看介紹信，開心地向保爾擠了一下眼睛，說：“從肅反委員會來的嗎？那可是個好地方。好吧，我們馬上就給你找個工作。這兒正缺人呢。把你分配到哪兒去呢？省糧食委員會行嗎？不去？那就算了。那么，碼頭上的宣傳站去不去？也不去？喲，那你可就錯了。那個地方多好啊，頭等口糧。”

　　保爾打斷他的話，說：“我想到鐵路上去，給我分鐵路工廠去吧。”

　　那個小伙子驚異地看了看他，說：“到鐵路工廠去？這個……那兒可不需要人。這么辦吧，你去找烏斯季諾維奇同志，讓她給你找個地方吧。”

　　保爾同那個皮膚黝黑的姑娘烏斯季諾維奇談了不一會兒，就談妥了：他到鐵路工廠去擔任不脫產的共青團書記。

　　就在這個時候，在克里木的大門旁邊，在這個半島通往大陸的狹小的喉管上，也就是在從前克里木韃靼人同扎波羅什哥薩克分界的那個地方，白匪軍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、戒備森嚴的要塞——佩列科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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